人参药性的寒温之争

来源:中医药信息 2012年第29卷第6期  作者:张胜,王萍韬,秦竹,熊洪艳  发布时间:2019-11-22

人参是临床上的一味常用补虚药物,在本草典籍中首载于《神农本草经》,并将其列为上品,谓其“主补五脏,安精神,定魂魄,止惊悸,除邪气,明目,开心益智,久服轻身延年。”但药性究竟孰寒孰温,历代医家一直就没有达成共识,且为此争论不休。因此,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。

1 历代本草著作以及医家对人参药性的认识

《神农本草经》已始有对药物四气、五味的论述,称人参“味甘,微寒”,即认为人参药性偏寒凉。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对人参药性的认识已开始有了变化,《名医别录》谓人参“微温”,且能“主治肠胃中冷。”由此拉开了人参药性究竟是偏凉还是偏温争论的序幕。

唐、宋、金元时期的本草著作以及医家多认为人参药性偏温。如唐代的《海药本草》称人参“味甘, 微温”。金代的《珍珠囊药性赋》谓其“味甘,气温……升也,阳也”,元代的《汤液本草》也说人参“气温,味甘”,且论述到: “味既甘温,调中益气,即补肺之阳、泻肺之阴也。若便言补肺,而不论阴阳寒热何气不足,则误矣。若肺受寒邪,宜此补之,肺受火邪不宜用也。肺为天之地,即手太阴也,为清肃之脏,贵凉而不贵热,其象可知。”由此可见,该时期医家力主人参药性偏温。

到了明清时期,对人参药性的认识到了百家争鸣的高峰。明代医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人参“生用气凉,熟用气温”,明确指出通过炮制可改变人参的药性。缪希雍则在《神农本草经疏》中遵《本经》之旨谓人参偏寒,提到: “人参得土中清阳之气,禀春升少阳之令而生。故味甘微寒而无毒,气味均齐,不厚不薄,升多于降。”而且缪希雍已认识到古代本草著作对人参药性认识的不同,谓: “洁古谓其气味俱薄,浮而升,阳中之阳也。又曰阳中微阴,盖亦指其生长真元之气而言欤。《神农》微寒,《别录》微温,二义相蒙,世鲜解者。”并总结到: “盖微寒者,春之寒也; 微温者,亦春之温也。《神农》直指所禀,故曰微寒。《别录》兼言功用,故又曰微温。既云微矣,寒不甚寒,则近于温,温不甚温,则近于寒,故知寒温虽别,言微则一也。”由此可知,缪希雍实际认为,人参的药性当介于微寒与微温之间,当以平性立论。陈嘉谟则在《本草蒙筌》中谓人参: “气温、微寒”,此论似乎有一药二性之嫌,但也可以认为人参是偏平性的。命门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景岳则认为人参是偏温的,《景岳全书》谓人参“味甘微苦,微温,气味颇厚。”尽管认为人参偏温,但同时也提到人参“阳中微阴”,“气虚血虚俱能补。阳气虚竭者,此能回之于无何有之乡; 阴血崩溃者,此能彰之于已裂之后。”故指出人参有气血阴阳并补之功。

清代有医家继承《本草纲目》之说,指出炮制对人参药性有影响。如汪昂的《本草备要》谓人参“生甘苦微凉,甘补阳,微苦微寒,又能补阴。熟甘温。”也有医家继承景岳之说,认为人参偏温,如张璐的《本经逢原》谓: “人参甘温,气薄味厚,阳中微阴。”也有医家围绕《本经》之义认为人参偏寒,如张志聪在《本草崇原》谓其“气味甘美,甘中稍苦,故曰微寒。”也有医家继承陈嘉谟之言,认为人参一药二性,如陈士铎在《本草新编》中提到: “味甘,气温,微寒,气味俱轻,可升可降,阳中有阴”,并谓: “人参阳药,自宜补阳,今曰兼阴,又宜补阴,是人参阴阳兼补之药。”还有医家认为人参偏于平性,如周岩在《本草思辨录》提到人参与甘草在药性上有相似之处,“不偏阳不偏阴”。直到当代,对人参药性也没有完全统一。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规划教材《中药学》论述人参时其药性为: “甘、微苦,平。”但其他医学著作在论述人参时多不离“甘温”二字。

2 人参药性寒温之争原因浅探

2. 1 人参品种的变迁

著名中医药学家叶显纯教授以“周秦未见人参名,东汉人参非今品,梁朝人参混同用,明清人参始分明”四句概括人参品种的变迁实为中肯。仲景及《千金》等方中所用人参均当为山西上党人参,且当为五加科植物,但后来因滥挖滥采而致其绝迹,故自清代以降,辽参( 即东北参) 、高丽参逐渐取代山西上党人参作为道地药材使用。古之山西上党人参、辽参、高丽参虽同为五加科植物,且功效基本一致,但药效、药性可能还是存在一定差异。从仲景用人参来看,故仲景方中不仅用其补气,还用其养阴生津止渴。故山西上党人参当具甘寒之性,药性偏于寒凉,补气之中养阴之效也极明显。清代医家陈修园在《神农本草经读》中说:“余细味经文( 按: 指《神农本草经》) ,无一字言及温补回阳。

故仲景于汗、吐、下阴阳之症,用之以救津液。而一切回阳方中,绝不加此阴柔之品,反缓姜、附之功。故四逆汤、通脉四逆汤,为回阳第一方,皆不用人参。而四逆加人参汤,以其利止亡血而加之也; 茯苓四逆汤用之者,以其在汗、下之后也。”明确指出人参善于补阴而非补阳,用于回阳方中反会牵制其药力。并具体之方加以说明: “仲景一百一十三方中,用人参者只有一十七方,……皆是因汗、吐、下之后,亡其阴津,取其救阴。如理中、吴茱萸汤,以刚燥剂中阳药太多,取人参甘寒之性,养阴配阳,以臻于中和之妙也。”说明人参在仲景方中长于“存津液”,故其药性也当为“甘寒”。

仲景制有四逆加人参汤,后世医家多将其功用归纳为“回阳救逆,益气固脱”,并认为方中人参功能大补元气,益气固脱,使阳气回复。但细考《伤寒论》原文,曰: “恶寒脉微而复利,利止亡血也,四逆加人参汤主之。”因下利大伤津液,故有亡血津枯之变。而方中四味药仅人参具有生津之力。因此,《张卿子伤寒论》中明确提到: “与四逆汤温经助阳,加人参生津液益血。”更需要注意的是,四逆加人参汤中人参用量仅为一两。而同出自《伤寒论》的白虎加人参汤,人参用至三两。若人参具甘温之性,何以回阳的四逆加人参汤仅用一两,而治疗热病伤津的白虎加人参汤却用至三两。再如小柴胡汤,方中人参功以助正祛邪为主,也用至三两。由此说明,仲景用人参是重在其“化生津液”的功效而非“回阳固脱”的功效,而所用之人参可能是已绝迹的山西上党人参,并非今之东北人参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唐、宋,既有山西上党人参,又有辽参、高丽参在临床上的运用。上述诸品其药性、药效存在一定差异,而又同以“人参”名,可能导致医家对其药性的认识也出现了差异。

2. 2 医家的学术思想

对人参药性的认识,还离不开医家自身的学术思想。诚如前述,仲景制方重在“扶阳气”、“存津液”。用人参重在“存津液”,故亦以人参偏凉立论。到了金元时期,随着升降浮沉、归经学说的兴起,对人参药性立论的依据有了理论铺垫,并通过医家创制的新方加以体现。补土派的医家李东垣当为其杰出代表。李东垣治疗脾胃内伤杂病,重在补益脾胃,升发元气。对脾胃气虚而致发热,李东垣以“阴火”立论,谓: “是热也,非表伤寒邪,皮毛间发热也,乃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,闭塞其下,致阴火上冲,作蒸蒸而躁热。”由此可见,“阴火”的实质主要是脾胃元气虚馁,升降失常,清阳下陷,脾湿下流,下焦阳气郁而生热上冲所致。在治疗上,李东垣提出:“惟当以甘温之剂,补其中,升其阳,甘寒以泻其火则愈。”而补中益气汤就是体现东垣“甘温除大热”的代表方剂。方中用黄芪最多,辅以人参、甘草“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”。此处的“泻火热”就是“甘温除热”。这首名方的诞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同时也巩固了人参乃甘温之品的立论依据。由此可见,药物的性能通过方剂得以体现,而方剂的创制又以药物的性能作为依据,方药共荣贯穿于中医学发展的始终,但其立论依据也离不开医家自身的学术思想。

3 讨论

围绕人参药性孰寒孰温,历代医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。这些见解都有合理的成分,但也各有其不足之处。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对和错来评判这些医家的言论。但我们应该认识到,正是有这些不同的声音,才使得我 们的中医药界百花齐放,不断发展。我们在学习前人经验的时候,应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,这将有助于为我们临床遣方用药拓展新的思路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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